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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章 斯德哥尔摩，一九四九年（第1页）

战争结束了。托马斯并未参与战争。他不知道其后果意味着什么。他将会习惯。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兰德酒店住下来，接受瑞典人的招待，卡提娅和埃丽卡的房间也在隔壁。他的歌德讲座将会在乌普萨拉举行，然后在哥本哈根、隆德。之后他们将赴瑞士，在十多年后第一次在街头听到德语。

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天，他答应跟埃德加·冯·于克斯屈尔去参观城市。他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结识了于克斯屈尔，此人因为卷入反希特勒的政变，在战争结束前一年被捕。他们谈笑自若，但还是因为战争期间各自的事而生疏了。

托马斯能感到他的朋友心怀忧虑，尤其是当托马斯说出某种确定的信念时，于克斯屈尔更是面露忧色。当托马斯认识于克斯屈尔时，他是个固执己见、好争辩、爱交际的人，他喜欢争论和活泼的对话。如今他有的那些陈腐的观点，想必是从报纸上搜集来的。

托马斯觉得难以想象当反希特勒的政变失败时，于克斯屈尔是多么恐惧。虽然他在政治圈里的人脉救了他，他还是差点遭殃。

托马斯在城市里逛了一圈后，与于克斯屈尔告别，去咖啡馆与卡提娅碰头。

“我已经老得没法旅行了，”卡提娅说，“我三点起床，穿好衣服出门散步。酒店里的人一定以为我疯了。”

他和卡提娅走进酒店时，埃丽卡正在大堂里等着他们。她脸色阴沉。她没打招呼，快步走到他们面前，然后又走开，招手让他们跟上。她开口时，托马斯不确定是否听错了，但当他让她把话重复一遍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能在这儿说。但他死了。克劳斯死了。他服药过量。”

他们慢慢地走着，默默无言地，从大堂走向卡提娅的房间。

“我刚好躺在床上，”埃丽卡说，“我本该出门散步的。”

“电话是打给你的？”卡提娅问。

“我不知道是打给谁的。但接到了我的房间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他们确定吗？”卡提娅问。

“是的。他们问接下来如何安排。”

托马斯听着这句话，疑心她是否有所误解。

“安排？”他问。

“葬礼。”埃丽卡说。

“我们才刚接到消息，”卡提娅说，“他们就要我们决定葬礼的事？”

“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做。”卡提娅说。

卡提娅一直抚弄着手指上的戒指。当她无法把其中一个完全摘下来时，她的手开始颤抖。

“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戒指摘下来？”托马斯问。

“什么戒指？”她问。

托马斯朝埃丽卡看了一眼。这是他们一直害怕的消息，但如今消息来了，却显得那么不真实。

“他们有没有给你电话号码？”托马斯问。

“给了，”埃丽卡说，“就在我手头。”

“我们能不能打过去确定那人是否是克劳斯，他是否已经被验明身份？”

卡提娅说得好像她并没有在听。

“我不想看着他的棺材埋到地下，”卡提娅说，“我不想看到。”

“我已经一遍遍问他们是否确定。”埃丽卡说。

“然后他们问你如何安排？”

“我可以一个人去，”埃丽卡说，“我一到就去安排。”

“你不能一个人去。”卡提娅回道。

托马斯想安慰卡提娅时，她背转身。

“克劳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已经和他道过别。或者我觉得我们道过别了。现在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“米夏埃尔的乐队就在附近，”埃丽卡说，“我想他在尼斯。”

“打电话给他，”卡提娅说，“也给戈洛传个话，然后我们设法联系莫妮卡。我来给伊丽莎白打电话。刚才我还在想，我们谁去和克劳斯联系，可他是死掉的那个人。很难去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即便此刻，他的声音对我而言还是鲜活的，他还活着。”

她停顿了片刻。

“他对我而言还是活着的。我太老了，接受不了。我永远无法相信。”

“我们距离戛纳只有几小时，”埃丽卡说，“我们随时可以改变行程。”